彭家驹卢沟晓月，雾掩庐山：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新周报

彭家驹卢沟晓月，雾掩庐山：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新周报

彭家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序幕。7月17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正式发表抗战宣言。事实上，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消失的日本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迸发。日军向中方提出：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那个深夜，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誓与宛平城共存亡。”
日军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吉星文迅即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悄然向桥头堡进攻。
敢死队员乘据守桥头堡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日军未能将第29军驱逐卢沟桥的阵地。
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7月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当时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只有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
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
7月9日，宋哲元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双方立即停止射击；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
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日本关东军也蠢蠢欲动。
果然，到了7月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随后，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
日军这么一打，国民党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正好也是11日，秦德纯接到了来自南京的电话，蒋介石要第29军加紧备战。蒋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
蒋介石希望“以战止战”
自1935年以来，日本炮制“华北国”的阴谋就昭然若揭，当年就扶持了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在华北“搞事”是预料之中。几次交锋下来，蒋介石对日本的套路也多少了解，无非就是“一唬二吓三小打”，打完之后逼中国签条约。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3年的长城抗战莫不如是。到1936年底的绥远战争时，蒋介石吃定日方不会卷入大打，下令狠揍搞事的伪蒙军，让日本关东军吃了瘪。绥远一战打下来，中国既未割地，也没赔款，还振奋了全国人心，颇有点看穿了纸老虎的意思。
这一次，蒋介石将“七七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像绥远那次一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就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可以说，蒋介石这一系列动作，显然不是真正的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7月10日和11日是较为关键的两天，卢沟桥案出现了两个致命的新情况，其一，日本关东军态度极强硬，陆续增兵关内。其二，日本天皇召集的内阁会议上，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积极主张扩大战事，杉山元对昭和天皇保证：“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
但这些并没有引起当局者蒋介石重视。蒋介石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
蒋介石的这种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决定：马上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
其实，宋哲元、张自忠等第29军将领并非怕死之辈，但为什么却大唱主和高调呢？归根结底，还是旧军阀思想作祟。军阀有三宝，地盘、军队和枪炮。若与日军大打，首先有可能损失军队，然后被缴去枪炮，最后丢掉地盘。他们舍不得用地盘去当中日博弈的赌注，故而力主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宋哲元就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要求应战的电文。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
局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受邀前来开会。本来，这次谈话会的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谈话会的主题从常规的征询意见变为共商御敌之策。
7月16日，蒋介石亲自草拟好抗战宣言稿。在宣言发表前，蒋介石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和平解决事变仍抱有希望，甚至寄希望于日本天皇出面制止战争。即使抛开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还认为“卢沟桥事变”，日本只是只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一身戎装的蒋介石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事实上，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而言，打，尚未完全做好准备；不打，必然导致几年前“何梅协定”那样的屈辱重演（注：1935年，日军制造事端，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同日军签定了屈辱的“何梅协定”）。
蒋介石当时希望我方的强硬，可以逼迫同样没做好准备的日军让步，但他所期待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日方全面增兵，他只能坚决应战……

长按↑图片，自动识别二维码，点击关注
或直接搜索微信号：xinzhoubao
最新出刊《新周报》，更多精彩等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