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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驹博山记忆——风雨一甲子,“山耐”竞风流-博山的故事

彭家驹博山记忆——风雨一甲子,“山耐”竞风流-博山的故事

彭家驹
点上方蓝字关注文末留言转自博山文化研究院1904年,博山玻璃公司全景(资料照片)
风雨一甲子,“山耐”竞风流
在博山,山东耐火材料厂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不过,博山百姓习惯了叫“山耐”。当今社会,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已经不再是激进的方式,有些变化在悄然进行,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已经迈出了一大步。2001年,山耐剥离生产主体,吸收职工入股,成立山东鲁耐窑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鲁耐),“山耐”虽然仍然存续,但实际不再有生产经营活动。2017年,山耐作为工厂制企业被注销。博山人熟悉的“山耐”,就这样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果从1954年被命名为“山东耐火材料厂”算起,到2017年被注销,山耐风风雨雨走过了63年,经历了一个甲子。
说到山耐,就不能不说博山玻璃公司。

1904年,博山玻璃公司成立纪念合影(资料照片)
据《山东耐火材料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初,山东巡抚周馥批准山东省农工商各局关于创办博山玻璃公司的信,并拨库银5万两作为官股,由张骞、徐鼎霖、顾思远等人负责,购置博山城北“六十亩圈”作为厂址,筹建博山玻璃公司,从德国进口设备,聘请德国技师,生产平板玻璃,并于1906年建成投产。1934年5月谢惠载于《交大季刊》13期的《山东博山玻璃工业概况》一文记述,博山玻璃公司生产的平板玻璃以“吹泡摊片法”制成,采用的工艺技术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技术。《中国实业志》称:“博山玻璃公司规模宏大》......,是为我国新法制造玻璃之嚆矢”。民国商务印书馆编印的《重编日用百科全书》,在物产玻璃项下说:“吾国组织玻璃厂,始于前清光绪季年,时有博山玻璃公司”。

1938年,博山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外景(资料照片)
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欺侮,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朝廷重臣,醒悟到国家被欺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因而想出了“以夷技而制夷”的办法,试图兴办实业振兴国家。怎奈,国门已开,许多主权已不在国家手中,大清国无力保护尚在萌芽中的民族工业。博山玻璃公司尽管名噪一时,但终究难逃被列强欺凌的命运,仅仅勉强支撑了4年,便于1910年全面停产,1911年初彻底倒闭。博山玻璃公司虽然经营时间不长,但依靠博山陶瓷、琉璃生产的工业基础,以及原料、煤炭资源优势,到1930年,山东省实业厅厅长王芳亭,用开办费二万七千元,在原厂址设窑厂生产电瓷、耐火砖等,使它死而复生。从那时起,一个百年企业历经沧桑,在艰难中一直走到了今天。

1951年人工出装窑生产现场(资料照片)
1904年创办的博山玻璃公司,虽然几经起落,几次更名,但是,今天山耐的厂址,就是当时博山玻璃公司创办时,在孝妇河东岸购置的“六十亩圈”,建厂时由德国人帮助建设的120米长主厂房,现在仍然在用,成为山耐与博山玻璃公司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1989年编纂成书的《山东冶金志》,在大事记一栏,开篇是“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批准创办博山玻璃公司(今山东耐火材料厂),拨库银5万两作为官股。至10月初,开工投产,生产平板玻璃,从业人员130名”。显然,“至10月初开工投产”的记述是错误的,但它的价值在于,把博山玻璃公司的创办,作为山东冶金工业的创始事件,使其被附加了更多的历史意义。

1951年生产现场一角 ( 资料照片)
博山玻璃公司创办时是由官方发起,以官股为主,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吸收部分民间资本参与,属现在意义上的国有控股企业,也就是说是“官办”。但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因为国运不昌,注定了其命运多舛。现在认为,也因为其官方的背景,在引入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比之那些民间手工作坊,有更多优越的条件,因而使其在发展过程中,更早具备了现代工业的特征。尽管德国人李希霍芬惊异于博山是一个工业重镇,其实,至少到二十世纪初,博山的现代工业尚不发达,山耐(当时叫山东模范窑业厂、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等)在当时的博山堪称翘楚。

1951年手工成型生产现场(资料照片)
时间来到了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次解放博山,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派军代表杨荣生、宋辉春接管工厂。接管工厂的两位军代表,杨荣生在当年8月即调走,宋辉春却一直留在了山耐,他还在1955年、1962年两次出任山耐厂长。老人退休后,与我父亲住对门邻居长达近30年,直到2012年去世,享年100岁。晚年,老人没有耄耋之年的老态,腰杆笔直,步履轻盈,思维清晰,常以笑脸迎人。老人不疾不徐、从容通达的心态,或是一个世纪他人的智慧体现和安享百年的注定结果。

1958年欢送第一批下放干部留影(资料照片)
解放后,山耐(当时叫鲁丰瓷窑厂)的首任厂长是许惠卿。许惠卿于1954年调走,所以,在山耐即便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认识许惠卿的也不多。我师父王世鑑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解放初期,敌情意识强,职工轮流夜间巡逻看护工厂。一次王世鑑值班,年轻人好奇心重,摆弄看护工厂用的枪时不慎走火,子弹横着飞了出去,好在没有伤人。自觉闯了大祸的王世鑑第二天去向厂长许惠卿汇报,许惠卿坐在办公室,闭着眼,头也不抬,慢声细语:“以后注意,去吧”。让王世鑑大感意外。
1994年,解放前最后一任厂长王澄科回山耐参观(袁聿光摄)
说到这里,有必要说说解放前山耐(当时叫山东模范窑业厂)的最后一任厂长,他叫王澄科。1994年7月,古稀之年的王澄科从台湾回大陆探亲,带着妻子和女儿,专程回到阔别46年的山耐,故地重游,我借机对他进行了采访。王澄科老先生回忆,当年他在这里任厂长时,只有二十几岁,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解放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在博山你进我出,反复拉锯,所以,他在任时间很短。随着博山最后一次解放,他离开这里去了台湾。他说,没想到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还能回到这里,再看一看他曾工作过的地方。2006年10月份,王澄科的妻子、女儿再次来到山耐,那时王澄科已经过世,他们从朋友那里听说,山耐有一本小册子,上面有关于王澄科先生的记载,希望得到一本作纪念。他们所说的小册子,实际是1986年编纂成书的《山东耐火材料厂志》,在这本厂志中,关于王澄科的记述是:“3月初,解放军兵临城下,敌厂长王澄科携带着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仓皇逃走。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昼夜巡逻,保护厂房和机器。”我当时在办公室工作,听到她们的来意,因为考虑到如上内容不便提供,便送了一对纪念建厂100周年的陶瓷盖杯,让他们留作纪念,母女俩失望而归。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煤气为燃料的隧道窑(资料照片)
如果说,一个人的历史是由其经历的那些事组成的。那么,一个企业的历史呢?当然离不了人和事。咀嚼这些人和事,大概能梳理出一个企业的发展脉络。
“山东耐火材料厂”名称的由来,得追溯到1954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山东矿冶办事处(这个名字有点长,只有写全了,才能知道啥来头),通知将山东窑业厂更名为“山东耐火材料厂”,主事耐火材料生产。从此,山耐成为全国同行业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博山的老人,过去也常将山耐叫做“窑业”,是因为从1949年到1954年,一直叫山东窑业厂。1954年,在正式定名为“山东耐火材料厂”之前,根据上级指示,将山东窑业厂电瓷车间设备、材料及有关人员移交淄博实业公司,成立昆仑瓷厂(山东淄博瓷厂的前身)。赫赫有名的淄博瓷厂,其实是从山耐分离出去的。由此我们还可以知道,在成为专业耐火材料生产厂之前,山耐的前身不仅生产过平板玻璃,还生产过电瓷等产品。
1956年,在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工业部投资400万元,对山耐进行改造和扩建。我们无从知道那时的400万元顶现在多少钱,但可以知道的是,当时,国家开启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对于并不富裕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巨款。这次改造的意义在于,使山耐的机械化程度得到了极大提高。在博山陶瓷生产历史上,有一幅牛拉碾的照片传播甚广。其时,山耐虽然早就告别了牛拉碾、驴拉磨的历史,但是,大部分生产还是人挑肩扛手工砸。这次改造,建起了高铝混炼房、粘土混炼房、高铝成型房、隧道干燥等大型设施,这些厂房、设备,让山耐在之后的30年里,在全国同行业都不居于人后。也是在1956年,工人李玉贵出席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领导人接见。

全国劳动模范、副厂长李玉贵(资料照片)
李玉贵(1935—2001),本名李毓贵,博山城西村人,1952年在山耐参加工作,1956年出席全国第一届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1年担任山耐副厂长,1995年退休,2001年因病去世。一生保持劳模本色,当副厂长时主管生产,他极少坐办公室,整天泡在生产一线,把生产管得井井有条,没人不服气。
1958年,在大跃进的鼓噪下,为超英赶美,全民大办钢铁,山耐迎来几个大事件。4月,山耐由重工业部下放到淄博市冶金局领导。为适应大炼钢铁的需要,职工人数由1000多人激增到3000多人,当年的耐火材料产量由过去的2万多吨增加到5万多吨。同年,抽调20名干部、40名工人支援王村耐火材料厂建设。仅仅过了四年,1962年,度过三年灾荒,痛定思痛,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山耐生产任务减少,开始分期分批精简下放职工,职工人数降至1200多人。

解放前厂长办公室外景(袁聿光摄)
为了求证一些历史事件,无数次翻阅《山东耐火材料厂志》,不断发现有工人参与发明创造的记载:“1949年8月,烧窑工人刘传斌建议取消笼盆烧成,降低烧成成本50%”,“1952年10月,成型工人刘持儒创流钢砖成型泥浆刷轴法,提高了半成品合格率”,“1954年8月,工人李玉贵、张敦茂改进树枝型中心砖成型操作法,提高了产品合格率”,“1963年,机械动力科职工创造耐磨合成铸铁新材料,提高模型使用寿命3-5倍”。那个年代的工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有超乎寻常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天然的认为,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对待企业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生产实践中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毛主席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诚哉斯言。
回首历史,人们习惯于将目光对准那些闪光的亮点。但历史从来都不是只由胜利者的荣耀组成,那些对失败的正视和反思,有时更显珍贵。如此,历史才更真实、更完整。山耐的发展也不是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也有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1971年,为利用回转窑余热,山耐安装1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成立发电车间,意图实现自己供电。1973年9月投入运行,这时才发现余热温度不够,改为以重油为燃料。在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的口粮都是定量供应,何况一台发电机组的运行,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定量供应的燃料,靠什么运转?1974年12月,仅运行一年多、发电600万度,发电机组被迫停止运行。但是,刻在许多博山人记忆中的,那个建在孝妇河上的循环水池,在20年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防洪才拆除,据未经考证的说法,光拆除的费用就花了20多万。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工人李守忠工作照(资料照片)
建国后的人大代表,都是各路英才。1977年12月,工人李守忠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赴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在厂里轰动一时。即便为了体现代表的广泛性,工、农、兵、学、商不可或缺,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毕竟不同寻常。我努力从他的工作经历中寻找答案。李守忠(1923—2010),博山安上村人,1952年在山耐参加工作,成型工人, 1959年入党, 1980年退休。一份毫不起眼的简历。如果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在1978年先后被淄博市委、市政府和冶金部授予“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称号。应该说,这就是答案。在李守忠之后,山耐还出过一个著名的劳模,说他著名,并不是在社会上有多高的知名度,而是当年在山耐,人人皆知。他叫王忠兴,不到一米六的个头,人精瘦,偏偏干的是卸窑车的重体力活。一个窑车装3-4吨耐火砖,一般人一个班卸两车累得够呛,他卸四车,有时卸五车。各路记者采访,大报小报宣传,他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他自己觉得厂里给这么高的荣誉,更得好好干,厂领导觉得不行了,这样的劳模得保护,强制将他调离了原来的岗位。多少年后的某一天,他提着一把壶从家里出来去锅炉房打水,突然倒地昏迷,等厂医院的医生赶到时,人已经不行了。这一幕就发生在我的眼前,那一年他还不到60岁。至今仍时常想起这位有些木讷、却让人尊敬的普通工人。

1985年,时任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建设总指挥黎明(左一)视察山耐(资料照片)
上海宝钢是国内最牛的钢铁企业,前几年钢价大跌,国内大部分钢铁企业巨亏,而它一直赢利。如今,宝钢更牛了,与武钢合并成立宝武集团后,产能达到7000万吨,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二。宝钢建设于改革开放初期,1977年立项,1978年开工建设,1985年完成一期建设,总投资128亿元人民币。宝钢共进行了三期建设,总共花了300多亿。当时中国的财政收入也才几百亿。那么,当初在国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什么急于建设宝钢?传说是,中国一个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驻日机构人员奉命随行,因为代表国家形象,按照外交部规定必须乘坐中国轿车,但让外交人员大跌眼镜的是,车在半路抛锚了,不得不改坐日本车。大使馆用的是中国最好的轿车,汽车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生锈,而日本车用的是冷轧板,皮薄漆亮不易生锈。当时,日本的钢产量是中国的5倍。日本人请客,服务员送来易拉罐啤酒,中国代表团没见过,不会用,更不明白,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还印上了彩色图案。代表团回国向国家领导人汇报,国家领导人被震惊了,于是,有了举全国之力建设宝钢的决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宝钢配套建设的高温隧道窑(袁聿光摄)
钢厂建设和生产离不了耐火材料。宝钢一期建设全部引进日本技术和装备,比照新日铁的水平。到了二期建设,国家缺外汇,不得不在国内寻找耐火材料配套厂家,山耐有幸入选。从1982年开始,山耐开始了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技术改造,先是国家拨款,后改为拨改贷,前后花了三、四千万(不得不再次强调,当年的三、四千万与今天的三、四千万不可同日而语)。1985年、1990年,时任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建设总指挥黎明两次到山耐视察。山耐为宝钢工程配套的意义是,使山耐在第二个30年里,继续留在了国内耐材行业第一梯队。唯一遗憾的是,在这次大规模技术改造中,为了建设莫来石车间,拆掉了当年德国技师住过的“四合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宝钢配套新建的生产线一角(袁聿光摄)
博山琉璃文史学者张维用先生,在《博山琉璃》一书中提到:“博山玻璃公司坐落在博山城北二里处孝妇河东岸······其生活区,有供外国技师起居的四合院。”《山东耐火材料厂志》记载:“外籍人的四合院或住宅,并安装了电灯、自来水等设施,还辟有菜园、果圃。”这里所说的“四合院”,在我八十年代初参加工作时还在,当时用作特耐车间石膏模型组和维修组的工房。四合院南北长,东西窄,四面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前有回廊,是木头柱子,中间有天井,如果下雨在房间之间走动可以不用淋雨,它的建筑样式更像南方人的宅院。印象中,东屋和西屋有四五间,北屋和南屋是三间,北屋更加高大一些,像是北方民居的正房。由于作工房使用,加之年久失修,墙面剥落,廊柱的油漆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显示出一些破败之象。

1983年,产品获国家银质奖奖牌(袁聿光摄)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后十年。在那十年,山耐无疑是计划经济的宠儿,接连而至的各种荣誉,当时甚至让人有种麻木的感觉,正所谓拿奖拿到手软。1983年,山耐牌粘土质高炉砖被授予“国家银质奖”,这是全国耐火材料行业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产品质量奖。1989年,山耐获冶金部质量管理奖。同年,经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批准,山耐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回头看,这些荣誉哪一项的份量,也是许多企业难以企及的。
1989年,晋升国家二级企业证书(袁聿光摄)
1989年,获冶金部质量管理奖获奖牌匾(袁聿光摄)
1994年,山耐迎来九十华诞。其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阵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众多国有企业面临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李春亭亲临山耐祝贺,这位从山东冶金走出去的副省长,希望山耐能经受住这场考验。但是,接下来的形势日趋严峻,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席卷东南亚各国,亚洲“四小龙”辉煌不再。中国经济陷入疲软,国有企业遭遇“三角债”、大批职工下岗等等困难,让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在1998年3月19日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震撼人心的话。那几年,山耐也经受了巨大的考验。 到2000年前后,山耐2400多名职工中的1200多人与企业解除合同,走向社会。

1994年,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李春亭视察山耐(袁聿光摄)
彼时,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改革能拯救企业。然而,改革不是灵丹妙药,还要看改什么、怎么改、谁来改。当时也有很多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沦陷,仅在博山,过去我们耳熟能详的多少企业,如今已经消声匿迹。山耐却顺利的完成了这次蜕变。 2001年,山耐进行公司制改造,成立山东鲁耐窑业有限责任公司,摆脱了束缚在国有企业身上的一些禁锢,完全与市场接轨。高手对弈,往往能从绝境中找到反败为胜的机会,一步走好,满盘皆活,山耐这盘棋又从绝处逢生。
2017年,厂区大门(袁聿光摄)

2017年,鲁耐窑业厂区一角(袁聿光摄)
新生的“鲁耐”,不负众望,卸掉身上的各种羁绊后,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一路狂奔。如今,鲁耐以一家国际化公司的形象在业界立足。山耐在经历十几年的过渡后,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已经不再重要,该是与它挥手告别的时候了。

2017年,新建节能隧道窑生产现场(袁聿光摄)
在百年发展史上,“山耐”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山耐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只是换做另一种生命形式,传承着百年企业的历史积淀,就像博山玻璃公司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一个百年企业的生命基因,只会在世代更替中变得更加强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千帆竞渡,唯优秀者能战胜惊涛骇浪,驶抵彼岸······
撰文/袁聿光

2017年,鲁耐窑业公司全景图(袁聿光摄)
附:解放后山耐历任厂长一览
任次
姓名
任职时间
备注
第一任
许惠卿
1948年4月-1952年3月
第二任
卓贡西
1952年3月-1952年10月
第三任
许惠卿
1952年10月-1955年12月
第四任
宋辉春
1955年12月-1959年7月
第五任
空缺
1959年7月-1962年8月
第六任
宋辉春
1962年8月-1964年8月
第七任
常玉生
1964年8月-1966年9月
第八任
常焕昌
1967年3月-1968年9月
革委会主任
第九任
张兆太
1968年9月-1969年7月
革委会主任
第十任
孙吉寿
张兆太
1969年7月-1970年5月
革委会主任
第十一任
张兆太
1970年5月-1972年1月
革委会主任
第十二任
王汉明
1972年1月-1973年7月
革委会主任
第十三任
赵 杰
1973年7月-1975年9月
革委会主任
第十四任
张连登
1975年9月-1977年7月
革委会主任
第十五任
王文轩
1977年7月-1978年12月
革委会主任
第十六任
袁崇宝
1978年12月-1985年6月
第十七任
刘亚学
1985年6月-1988年10月
第十八任
方 庆
1988年10月-1993年10月
第十九任
严小鸿
1993年10月-1995年4月
第二十任
张金群
1995年4月-1996年4月
第二十一任
张循俊
1996年4月-2007年7月
第二十二任
刘 伟
2007年7月-2010年2月
第二十三任
王文学
2010年2月-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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