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驹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读书笔记【7】：[德]马克斯·韦伯.-一元法律

彭家驹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读书笔记【7】：[德]马克斯·韦伯.-一元法律

彭家驹[德]马克斯·韦伯.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5【本文主旨】印度宗教的性格是否构成了妨碍（西方意义下）资本主义之发展的因素之一。
8 【基督教曾经也有极端的历史，但伊斯兰教为何保持了这种极端？】基督教最早的一次宗教战争是在圣奥古斯丁教徒“强制加入”（coge intrare）口号下发动的，根据此一口号，无信仰者或异教徒只能在改宗与灭绝之间作一选择。……（在伊斯兰教圣战诫命中）如果这些非信仰者是某一“圣典宗教”的信徒，那么可以不必消灭，基于财政利益的考虑，他们的存在反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
153灵魂轮回的信仰是直接来自相当普遍的一个观念，亦即关于死后精神命运的问题。
155这个在婆罗门手上完成并且原先显然带有密教意味的教义是：前世的功德与过恶决定现世的命运，现世的功德与过恶决定来世的命运；人在生与死的无尽循环当中，命运全然操之于个人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业报教义的最彻底形式。
167 作为一个封闭性的体制，种姓彻头彻尾是婆罗门思想的产物，并且若非婆罗门之强大而深入的影响力，恐怕也不能具有如此优势的支配性，而婆罗门的影响力之得以发挥，主要是他们贵为家庭祭司、解答者、告解神父与一切生活情状的顾问，以及因文笔练达而应聘为官僚政府成立以来日益需求的王侯官吏之故。
167 若非婆罗门无远弗届且压倒一切的影响力，则这个完整性世无所匹的社会制度即无以成立，或至少无法成为优势而持续下去。在其横扫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之前，此种影响力必然早就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种姓的正当性与业报教义，因此也就是婆罗门特有的神义论，这种可谓神来之笔的相结合，根本是一种理性的伦理思维的产物，而非任何经济“条件”的产物。直到此种思想的产物通过再生许诺而与现实社会秩序相结合，才给了这个秩序无与伦比的力量，超越过被安置在此一秩序中的人们所抱持的思想与希望，并且立下确固的架构，致使各个职业团体和贱民部族的地位，可以在社会上与宗教上被编排妥当。
170 所有印度教系的救赎宗教的共通问题在于：人如何能自再生之“轮”中逃脱出去，特别是如何能逃离一再的死亡？换言之，如何解脱永恒的再死，解脱生命而得救赎。
178-179 由于古代中国帝王本身就是最高的宗教祭司，而在印度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婆罗门而非诸侯或君王保有宗教祭司的地位。这导致婆罗门与中国士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不同。中国士人主要作为官僚阶层而存在，而婆罗门则主要作为宗教和思想的阶层而存在。婆罗门的典型收入来源是固定的土地租金与贡租年金，而中国士人的典型收入来源是俸禄。
214-215 印度特有的思考关注倾向，终究而言，是对现世的真实状况毫不关心，而只在乎于追寻至现世之彼岸的绝对必要之事，亦即通过灵知自现世解脱而得到救赎。
238 在佛教以外的观念里，涅槃并不是像原始佛教认为的等于是个体性的整个“消失”，而是因不安而致苦恼的终结，换言之，并不是火焰的熄灭，而是犹如风止息时，一种恒常的、无烟的、没有火花的燃烧。
253 【“信仰宗教”之特征】在典型的宗教意义里，信仰并不以事实与教义为真实——此种以教条为真实的想法，只能是固有宗教意义的成果与征兆——，真实的宗教皈依，是对一个神或救赎者无条件的、完全信赖的服从，自己的整体生命也始终以他为取向。
279 佛教的独特成就，在于其致力于追求“生前解脱”这一目标，而且唯此一目标是求，并且义无反顾地排除一切与此无关的救赎手段。
282 【基于无常这一观念，在佛教中，伦理只是手段，戒律只是辅助，其本身并不体现价值意义】那种基于信念伦理的罪的概念，并不投合于印度教，同样也不为佛教所接受。……罪并不是危害救赎的最终力量，也不是恶，而是无常的人生。
301 佛教的方法论，仅只限于指示如何确保冥思的成果，对佛教而言，讲求方法的行动，不管是为了此世的还是彼岸的目的，都不是朝向救赎，而是朝向“世俗的渴望”，而这正是佛教所要解脱的。
323 原始佛教根本就是非政治的，与政治权力的内在关系几乎毫无蛛丝马迹可寻，然而最先出现变化的就是这一点。……（从阿育王皈依佛教开始）佛教开始出现某种政治理论的端倪，亦即：现世君主（转轮圣王）的权力势必是要来弥补佛陀的宗教势力——以其必然放下一切一切世俗行为——之不足。他犹似拜占庭帝国的君主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教会的保护者。他的“石训诏敕”亦显示出某种半神权政治的特有归结。
336 【政权与教权的斗争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世俗权力与僧侣阶层之间的这种斗争，在拜占庭帝国里历时数个世纪之久，在印度也同样发生，只是形态有所不同。世俗权力的兴趣所在，是利用僧侣作为驯服大众的手段。尽管大众从来就不是佛教宗教意识的积极担纲者，但是在此，作为宗教信仰手段下的被支配客体，他们确实扮演了相当决定性的角色，正如可见之于支配阶层的宗教态度一样。然而通过圣徒崇拜的方式，佛教的僧侣也颇能牢牢地将大众抓到自己这边来。
345 大乘教派在发展的调试过程中有三个方向，即：顺应现实里的经济存在条件，顺应俗人对救难圣人的需求，顺应饱受婆罗门教育的知识阶层在神学与思辨上的要求。
371 中国的佛教特别彻底的内在转换为一种纯粹的圣典宗教。印度所固有的争辩与宗教论难全部都消失了——中国的政府是不会允许这点的，并且这也与中国文士文化的本质完全冲突。甚且，中国的佛教也一直都能——同样是与中国官僚制之严格反狂迷的宗教警察相对应的——免于性力宗教思想的丝毫浸染，而印度的大乘佛教并不是一直都能完全幸免此种染指的。
455 在亚洲，中国（现实主义的世俗性文化）扮演了类似法国在近代欧洲所扮演的角色，而印度（超越现实的宗教性文化）的意义则可媲美于古代的希腊世界。
464 【相对于西方理性建构的现世伦理，亚洲的情形是非理性的对于现世的求取（无知阶层的迷信-仪式），或者是理性的对于现世的漠视（知识阶层的宗教-冥思）】。
472 【在思想和信仰层面，亚洲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社会治理和民族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半，一边是有知识有教养的阶层（漠视现实世界，追循模范型先知思想），一边是没有教养的平民大众（并无使命型先知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