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国【视频】后裔 名宦 丁日昌 丁允元-丁氏天下

【视频】后裔 名宦 丁日昌 丁允元-丁氏天下

丁日昌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省丰顺县人。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1]
字号
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
出生时间
1823年
去世时间
1882年
主要作品
《丁禹生政书》、《抚吴公犊》
主要成就
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人物评价
不世之才
语言
丰顺话、官话
身份
洋务运动先驱
目录
1人物生平
2家庭成员
3主要业绩
?发展实业方面
?外交方面
?内政方面
?文化教育方面
?军事贡献
?体制改革
4历史评价
人物生平
编辑
1823年出生于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今丰顺县城）。[2]其高曾祖父为逃避战乱，由长乐县（今五华县）迁徙到丰顺汤坑乡（时汤坑属潮州府揭阳
丁日昌先祖入潮迁徙路线图
县，丰顺县城位于丰良）居住[3]并繁衍成当地望族。丁日昌旧居位于揭阳市榕城元鼎路中段，占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传统的“百鸟朝凰”格局，是光绪初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所建。[4]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20岁的丁日昌中秀才，次年补廪生[5]。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丁日昌入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
1854年7月（咸丰四年），海阳县（即今潮州）三合会吴忠恕等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绅身份治乡团灵怪笔录，率汤坑乡勇三百名援救，驻扎韩山师院。9月18日清晨，丁日昌率乡勇从笔架山渡凌角池，击溃吴忠恕驻东津部，生擒百余人，遂解府城东路之困”（《丰顺县志》）[6]。同年金奥聪，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攻嘉应州（今梅州）李家军贴吧，丁日昌为李璋煜献计，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起义军。事后论功授琼州学训导，三年后迁任江西万安知县。[5]
1860年（咸丰十年），丁日昌在江西万安当知县四个月后，其突出的政绩和卓越的

才能不但受到广大绅民的赞扬，而且受到上司甚至朝廷的赏识，被调回广东办理洋务。当地绅民挽留不住，启程之日，“父老子弟设席作饯，奉香拥送者数万人。”[7]
1861年（咸丰十一年）调任卢陵知县，正赶上太平军进攻卢陵，县城失守，被清廷革职。当时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安徽作战，丁日昌转投其幕中，为其襄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前往广东督办厘金。丁日昌在抵达广州后，发挥自己通晓火器制造的专长，在广州市郊燕塘亲自设计监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弹2000余颗。这些武器受到广东清军的欢迎，丁日昌因此声名远播。
1863年（同治二年），他在广州郊区燕塘设炮局，仿制西洋大炮和炮弹，后被李鸿章调赴上海，创设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种开花炮弹，同时也铸造少量短炸炮，供淮军攻击太平军之用，在进攻常州作战中发挥了相当的威力。由于他铸造的大炮在镇压各地的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升补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5]在这

个过程中，丁日昌的思想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认为“太平军已不足平”，真正构成对清朝威胁的是外国侵略者。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他上书李鸿章，指出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时恫
吓挟制，令人忧愤难忍，必须积极自强以图御侮。他认为外国的长技在于船坚炮利，洋人恃此以挟制中国，我们也可以取其所长以对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手段无法适应近代枪炮制造的需要。旧式泥炉炼不出能够制造近代枪炮的钢铁，用泥模铸炮也很难使炮膛光滑匀衡。因此，丁日昌产生了改革生产工艺和手段的强烈愿望。他在上海与洋人频繁接触，已对西人的机器工厂有所了解。王韬所著《火器说略》，更使他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同时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轮船和枪炮。恰在这时，容阂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
从手工生产进而追求机器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变革。这个观念变革对中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丁日昌以这种新的认识和观念为基碘酊的作用础，在上海积极设法，主
丁日昌
持收买了美国人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合并原来的炸炮局，后又接纳容阂从美国购回的机器。
1865年（同治四年）9月，丁日昌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5]
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长期操劳过度，他的身体早就极度虚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湾又因瘴气浸染，旧病复发。
1865年（同治四年）10月，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他深入各盐场，向绅士、场丁、灶户了解情况
近代军舰
，完成了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制订了《淮盐章程》、《两淮甄别章程》、《淮北总略》等章程和规划，实行改革，兴利除弊。[5]
1868年（同治七年）1月，丁日昌升江苏巡抚，仍驻节苏州。1868年（同治七年）4月他雇用9艘轮船把3万石大米运到天津，为创设轮船公司作准备。但已试航的轮船漕运，却因顽固大臣的反对被迫停止。
1870年（同治九年）7月，江苏省乡试在南京举行，他特意派出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操江”、“恬吉”两艘轮船免费接送应试士子，藉以宣传轮船的优越性。丁在治苏任内，澄清吏治，整顿地方，全省清理积案27万宗，得到士民的好感，却招来守旧派的怨恨。太常寺少卿王家璧3次上疏，对丁肆意漫骂攻击。顽固派群起附和。后因母黄氏病逝，丁日昌回粤，在揭阳旧居守制3年。并集资购“平安”号轮船，往来上海、汕头之间作商业营运。[5]
1875年（光绪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帮助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9月，在沈葆桢的推荐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6年（光绪二年）初，又奉命兼署福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提出要对船政局的生产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员往外国学习，延聘外国技术人员釆厂当教习。他和李鸿章、沈葆桢等奏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35名赴欧学习，其中有严复，刘步蟾等人。[8]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随后，他又主持架设了台湾府城至安乎、旗后电线，成为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1877年（光绪三年）8月，他因病离职回籍休养。此后，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

和枢廷要职。
1879年（光绪五年）下谕赏给他总督衔，令他专驻南洋，节制南洋沿海水师官兵，悉心办理海防事宜。不久，又命他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都因病未能出山。丁日昌虽然身在林泉，但他对国家的防务仍时时予以关注。
1879年（光绪五年）6月，他上奏清廷，对海防等问题提出16条建议。由于琉球的废灭，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朝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394页）他大声疾呼朝野内外一定要齐心协力，急谋自强，否则将国无宁日。他还认识到“民心为海防根本”，只有老百姓的生计有着落，元气得到恢复，才能众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因此，他希望统治者们能够切实关心百姓的痛苦，从根本上使中国强大起来。
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获悉法人对越南之经营日趋积极，他便给总理衙门王大臣写信，提醒他们予以关注。他说，越南为法人蚕食，萎靡不振，若听其自然，必成为第二个琉球。他建议清廷密派广西巡抚或提督，与越南密商自强办法。他自己还曾组织人员翻译法人所绘著的中越边境地图和说明，以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
家庭成员
曾祖父丁世美
祖父丁捷华
父丁贤拔(丁贤拔墓园)
子丁惠衡 ; 丁惠馨; 丁惠吉 ; 丁惠康 ; 丁惠宣
孙丁宝元; 丁宝泰 ; 丁宝光著述
《丁禹生政书》
《抚吴公犊》
《百兰山馆诗集》
《百兰山馆政书》
主要业绩
编辑
发展实业方面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丁日昌上密禀，主张设厂造船，
江南制造总局
鼓励华商购买轮船经营运输，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示允丁主持办理。年底，他购入苏州河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开始制造开花炮。其后又将上海两炮局并入，1865年（同治四年）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自任总办。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军事工厂，是首次引进西方先进生产设备，按照西方机器工厂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企业。[5]
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在他的主持下，开始架设由旗后（今高雄）经台南至安平，长95里的电报线。这是中国人民自己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在他的支持下，筹备已久的基隆煤矿也顺利投产。[5]
外交方面
力主维护主权和收回利权等。如：英法军队自1860年（咸丰十年）入上海城内借住，久不退出。丁从1864年（同治三年）开始交涉，促使两国军队于翌年撤出，又收回外国人占据的吴淞炮台基地。丁在上海任职期间，处理对外交涉十余起，多次批驳了英、法等国超出条约的要求，维护了国家利益。[5]
内政方面
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布政使。他就职后主持对全省候补官员进行考试，择优补缺张丰毅霍凡。并针对大户不交漕粮，小户负担过重及书吏差役蒙混浮收等弊端，新订《江北钱漕章程》16条，又发出通告，裁免节寿、门包、到任礼等陋规。[5]
丁日昌行文取谛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接着，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他将各房旧案，调入卧室，十年游幕的阅历使他对种种积弊深有所知，因而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审案件传讯被告时，他只发一张传票，限派一名差役前往，并根据路程远近当面给予差役所需盘费，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每逢在县内大堂公开审案前，他先将百姓呈状悉心详阅，做到胸有成竹，当坐堂之时，他能迅得虚实，提高结案效率。由于他“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衙中积案迅速递减。故初至时状纸在百纸以外，稍后减至四五十纸。一月之后，不过二三十纸而已。对于诬告者，他必弄个水落石出，不法之徒和贪官劣绅闻其名而生畏。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得以复苏。[7]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
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
文化教育方面
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
雅好藏书，为官之余，搜罗古刻善本，不遗余力。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正在江苏任职，江浙一带藏书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获近4万卷。任上海道时，收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旧本和普通本几万卷，为此，曾与陆心源有过文字过节，陆氏称其有强取豪夺之嫌。1863年，收得长洲顾湘舟精椠善刻，数年之内，藏书之富称雄一时。数年之内，又购得黄丕烈所藏的宋椠书数种，其中宋刻本多达10余种，以北宋本《仪礼郑注》为其“经籍之冠”，藏书之富称雄一时。藏书楼名“实事求是斋”，后改名为“百兰山馆”，又命名为“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藏书共10余万卷，当时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并驾齐驱，延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江标等学者为他整理校勘。[9]
编有《持静斋书目》5卷，收录宋本55种，元刊46种。另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著录图书3万余卷，善本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由莫友芝代编并作序。因藏书管理不善，在晚年，藏书即开始散佚，去世后20余年，所藏书多由北京、上海书贾购去，部分归于李经迈、刘体智、顺德李文田、广州莫伯骥等藏书家手中。著有《抚吴公牍》、《保甲书辑要》、《百兰山馆诗》、《奏稿》、《五洲政要通考》、《百将图传》、《巡沪政书》、《丁禹生政书》、《百兰山馆古今体诗》，重编《牧令书辑要》等。[9]
军事贡献
丁日昌为江南制造局拟订了经营大纲大快活餐厅。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轮船。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轮船下水，上海全市为之轰动，“军民无不欣喜”，中国第一艘明轮蒸汽舰试航成功。“恬吉”号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装炮9门，与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同期所造的“清辉”号相比既快又好。[5]
1867年（同治六年）初，上书曾国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设新式海防的主张。在他认为中国的海防“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防的要求。因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国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国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动挨打。丁日昌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取得制海权。有了制海权，能够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扩大防御纵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权，必须在清朝旧有水师之外，创设全新的近代海军。因为在西方海军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舰、铁甲舰的情况下，清朝旧式帆船水师实际上已完全无力进行近代海战。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艘，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5]
1868年（同治七年）初，丁日昌重新拟订了三洋水师章程六条，使自己建立新式海军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他明确提出要废弃沿海旧有水师，移饷训练新式海军。除了中等炮艇外，又进一步提出三洋水师应各设铁甲舰6艘。这时，他还强调近代海军的建设应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的建设同步发展。他建议三洋海军舰队各练陆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镇亦练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龙”，水陆相联之势。对于海口炮台建设，丁日昌也主张变更过去的办法，以炮台和水雷为中心建设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师舰船在作战时能够和伟大的辩论家海口炮台“相为表里，奇正互用”。这表明他的海防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体制改革
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进行整顿。他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幕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上海滩续集。后来江西等省练军的洋操办法就是从江苏练军学来的。用近代枪炮和洋操来改造清朝的经制部队，这在中国近代军制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9]
丁日昌在整顿绿营，设立练军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精兵的原则。他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为聚”，（《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卷五）对全国的兵勇大加裁汰。实行精兵政策是与近代军队建设的实际相适应的。清朝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数量相当庞大。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要想整顿绿营，就得加强训练，要想加强训练，就得增加饷额，要想增加饷额，只有裁兵并饷一法岑范。丁日昌的精兵主张，与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谓切中时弊。[9]
在改革陆军军制方面，丁日昌还提出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在设立练军时，他提出练军必须集中训练，专事征战，使之成为“游击之师”。他认为应该将“战兵”与“差兵”、“汛兵”截然分为两途，把护饷、解犯、守库、守陵、分泛等项绿营例差一概责成差兵和汛兵，使战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分设的主张是近代军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在外患频存的情况下，如不改变绿营“差操不分"的陈规，专门建立一支精干能战的野战部队，便无法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丁日昌的这一主张，是林则徐、魏源反对临战时抽调“客兵”、专门建立海防部队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9]
历史评价
编辑
丁日昌生活在一个动乱与变革的时代。纵观他的一生，
丁日昌墓
他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强兵御侮。他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真可谓是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他的许多见解是精辟的，他的许多主张是具有开拓性的，他的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对中国国防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丁日昌和丁汝昌的关系？
丁日昌（1823－1882.2.27），字禹生，亦作雨生、持静。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人。由廪生捐教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倡建蓝田书院于汤坑圩。咸丰四年（1854年）办团练，剿潮州土匪。七年（1857年），升任琼州府学训导。九年（1859年），因守城有功，升任江西万安县知县。丁日昌到任后，将历年积案一一整理结案，旋经广东巡抚奏调，办理广东洋务。八月，署庐陵县知县。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占吉安府，丁日昌与知府曾咏以失守被褫职。七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调随营委差，开复原官。在安徽期间，上条陈言江西吏治、丁漕利弊情形，拟定丁漕减价章程数十条，拟州县拟捐款、应裁应留条例数十条。丁汝昌（1836年11月8日-1895年2月12日，4时），名先达，字禹廷（雨亭），号次章，汝昌是其讳名。祖籍安徽省凤阳县，其先人在明初投军入卫所，后人成为卫籍，落户在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北乡石嘴头村。北洋海军水师提督，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军司令。综上所述，丁日昌与丁汝昌二人皆中国近代之英雄豪杰，但确无直接关系
彭老师谈传统文化 | 丁日昌在揭阳的文化遗产及其研究与利用
2018-01-13 16:55

丁日昌在揭阳的文化遗产
及其研究与利用
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着很大影响的人物。由于从青年时代到晚年隐退，他在揭阳居住、生活了很长时间，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龟兹国。对于这份遗产加以保护、研究和利用，对于提升揭阳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乃至可持续发展，都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

一、丁日昌在揭阳的文化遗产
我以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文物；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实际存在者：
文物方面：百兰山馆、丁氏光禄公祠、丁日昌墓。
“非遗”方面：百兰山馆藏书的文化意义、揭阳诗文的价值、在揭阳的事功。
文物方面的百兰山馆、丁日昌墓本体，已经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丁氏光禄公祠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非遗”方面：部分诗文，收集于旧时的《揭阳县志》、《抚吴公牍》、百兰山馆书目等著作及研究文献，香港、上海等有所翻印出版。

丁日昌的遗存文物，主要是不可移动文物，即百兰山馆和丁氏光禄公祠以及后人营造的丁日昌墓，这些文物分别以文化建筑、大型传统建筑组群、名人墓葬的特色，成为揭阳历史文化名城的代表性实体，有点较高的凭吊、游览、展示的价值和功能；而作为“非遗”的重要部分即丁日昌寓揭诗文，则以反映当时社会风俗、重要事件、风光胜迹等内容而具有相当的历史、文献价值，对于研究近代揭阳的经济、人文有重要作用。另外，这些诗文因为出自丁日昌之手，在广东近代文学上有相当的地位，用来加重揭阳近代创作的分量，也必不可少。至于丁日昌当时的某些事功，譬如创办善堂，参与修葺关帝庙并向朝廷乞匾，为《榕江试舍》撰记，组织部分地方文化人士赴台游历等，也都对于近代揭阳社会安定等有过实际的贡献。

二、丁日昌在揭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
如前所述，百兰山馆、丁日昌墓、丁氏光禄公祠、关帝庙等已经加固、修葺或者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最为实在的保护措施的实施。“非遗”方面，丁日昌的一些藏书以及书法作品，都作为珍品由国家博物机构收藏。这也是保护的成果。当然，如何提高保护成效还有大量工作可做比比西。
研究（包括宣传）方面，省市都已开过专门的研讨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已在国内外的报刊发表大量研究文章，出版不少专著，孙淑彦的《丁日昌年谱》尤有学术的价值。以丁日昌事迹为题材的电视剧、潮剧等文艺形式的作品，也为宣传、研究丁日昌发挥重要作用。以丁氏光禄公祠为馆舍建立的丁日昌纪念馆，作为国内第一个这样的主题馆，愈是为丁日昌研究提供宝贵条件。《丁禹生政书》、《持静斋书目》的重版，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

当然，还有很大的空间，使丁日昌在揭阳的这份遗产的社会作用发挥得更尽致，更具效益。根据揭阳的需要和现在的条件，我以为在研究方面、开发利用方面，还可开展如下方向的工作：
一是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包括丁氏光禄公祠与百兰山馆的维修巩固、保护机构、队伍的建设、制度的制订与落实，以保障这几处文物不再遭遇丁日昌原来在揭其他物业如絜园、如丁公馆等同样的命运。
二是提升展示水平和扩充展示内容。我指的是丁日昌纪念馆可在政府或者社会支持的条件下，改善、提升展览水平，以有利于更好发挥主题展馆的作用；百兰山馆应在修缮加固后辟为专门馆舍。原有的百兰山馆藏书已散失，是否可以根据《书目》重新购藏或仿制以再现历史风采。否则，作用其他专题（如揭阳文献）的藏书、研究机构也未尝不可。

三是继续选印丁日昌在揭创作、刊印的著作，使薪火相传不熄。此外，也可选编某一专题或某一时段的“丁研”文集，以反映社会研究成果。条件允许，可以编辑出版丁研刊物或专著。
四是成立研究学会，一方面提升研究水平，一方面培养研究人员。
五是开发名人故居、事迹旅游线路，与旅游、教育部门联合，做成丁游项目，激活名人效应，做大名人效益。
总之，就是要通过各种经营，把丁日昌在揭阳的文化遗产，做成揭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做成一个特色文化产业。让文化事业借助产业而得以稳健发展，在改变发展模式时也改变管理人员的观念与本领，为揭阳传统文化的弘扬开辟一个新的境界，一条新的道路。
客家名人——丁日昌传略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省丰顺县人。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
清道光三年（1823）六月初一，台风肆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水流横溢。在粤东丰顺汤坑金屋围村，一低矮破旧瓦房，在狂风骤雨中摇摇欲坠。房主人丁贤拔，面对着正临分娩的妻子黄氏和屋前漫涌而来的洪水，焦急万分。恍惚间，丁贤拔见涌来的洪水中，现出一硕大金鲤，冲着他点了点头。正自惊异，耳畔传来哇哇儿啼。回头一看，黄氏惨白的脸上露出笑容，胯畔躺着刚刚出世的婴儿。丁贤拔又惊又喜，忙用剪刀剪断脐带，用旧衣裹好小孩。其时风雨更骤，房屋左右摇晃，吱吱作响。丁贤拔一咬牙，抱起小孩，背上黄氏，披上蓑衣，冲出大门，往三哥贤辉家中奔去。甫一出门，轰然一声，旧屋倒塌风雨之中……
风雨过后，丁贤拔请来文庙饱学塾师陈秀才，将婴儿出世时怪异情况告知，并请代为取名。陈秀才也大为惊奇，说道：“贤郎既出生于狂风暴雨之时，即取名雨生吧。盼其长大后救世济民。”丁贤拔点头称是。
光阴荏苒，转眼间，雨生已是6岁，已届入学年龄。一天，与几个孩童一起到太平寺玩耍，听见殿阁东厢私塾传来琅琅书声，不禁大为欣羡，便跑到东厢趴在窗台上人偷看，见一白发白须老先生坐在讲台边椅子上，神态端严；台下几排学生正在高声诵读，声音整整齐齐，声调抑扬顿挫，十分好听，不觉也跟着读了起来。白发白须老先生忽听到童音清雅，抬头一看，窗台上扒着一个小孩，正大声跟着诵读，清亮的眼睛透出一派聪颖。不觉大奇，便走到窗前，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父母是谁，做些什么，为甚不送你读书？”雨生从窗台上下来，回答了自己和父母亲的姓名后，说道：“严父肩挑日月，慈母手转乾坤，不是不想送子读书，只因家贫送不起束修。”白发白须老先生听罢，不觉拈须大笑。原来，这老先生正是原在埔河文庙的陈秀才，近日为汤坑乡绅所聘至此任教。陈秀才道：“孩子，原来你是贤拔兄令郎，你的名字正是我为你所取，你家缺田少地，孩子又多，靠你父亲卖豆腐和你母亲织苴仅堪糊口，无钱供你读书，是吗？”雨生点头称是。是日散学后，陈秀才找到丁家，说雨生聪颖，要让他读书。丁贤拔搓搓手为难地说：“我们也早想让雨生读书，只是交不起学费。”陈秀才呵呵大笑道：“无妨，无妨，明日叫雨生来吧。”此后，雨生即就学于太平寺中。
道光十年，雨生已是8岁，在太平寺读书两年，学得满腹经纶，落笔成文，超群拔众。9月9日重阳节，陈秀才带学生到明末进士罗万杰隐居地“逸老庵”郊游，回来后叫学生作文，雨生作《七律》：“百树梅花扑鼻香，盘湖地是证禅场。拼将佳句消残劫，赖有高风接海阳。故国云深千里梦，空山秋老满头霜。至今陶社分题处，惹得幽人话正长。”陈秀才大为赞赏，问雨生能否再作一首，雨生复吟道：“入洛当年早著名，崎岖国步剧心惊。江东漫欲归罗隐，宣室犹闻问贾生。数着残棋难下手，一场春梦不胜情。本期洗耳同巢许，何自听来出壤声。”陈秀才道：“真神童也！”由是雨生神童之名不胫而走，为当地文人所颂扬。
道光十年冬，雨生因父亲病重辍学。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临死前，给雨生七兄弟改名：庆福，改名日蒸；庆生，改名日升；雨生，改名日昌……。
此后，日昌得出洋谋生的大兄日蒸资助，回太平寺再读了两年书，然后回到家里精研医术，采集草药，开了一间医药店。由于他勤恳好学，努力攻读医药书籍，积极挖掘民间医学秘籍，并经常向老中医请教，不久即成了小有名气郎中，治愈了不少病人。至今丰顺汤坑仍留传他盐疗鸦片鬼的妙术奇方：治鸦片必用食盐，因盐与鸦片烟格格不入。盐性咸，能润肠，兼有清火解毒之功效；而鸦片馆多备甜汤圆、甜枣汤、甜莲子汤、甜绿豆汤，咸类食物几无。治法则每天早晨饮用盐汤一大碗，烟瘾发作时亦饮用盐汤一大碗，七八天后见鸦片而生厌恶，半月后即可戒除。
在行医的同时，丁日昌仍抽暇攻读诗书，学问日进。道光二十二年，丁日昌到县城应考，得中秀才；其后，曾三次赴广州乡试，却均未中式。但他壮志未消，凡历史地理诗文经济战策兵书无不涉猎精研，俨成饱学宿儒。道光二十七年，他感于埔河文庙破败，学子就学无所，倡建汤坑蓝田书院，不几年而功成，为兴学育才作出了不小贡献。他曾作诗“一弓小辟读书岩，蔓草疏茅手自芟。敢诩史长才学识，难尝世味苦酸咸。此时说梦终无益，他日谁知果不凡。惟有旧巢双燕子，依依向我尚呢喃”，表达了当时的状况和心境。张梦瑾
清咸丰四年（1854），海阳三合会会首吴忠恕率众围攻潮州府城，其时丰顺隶属潮州，丁日昌为邑绅所推，率乡勇千人往援，与吴忠恕军激战于潮州城下，擒获吴军百余人，余众败退，城围顿解。丁日昌由此而名声大噪，奠定了其以后出仕的基础。
（二）
咸丰八年春，丁日昌以解围潮州有功，由惠潮嘉兵备道李璋煜荐举，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次年十月擢拔为江西万安县令，踏上了仕宦生涯。
丁日昌到任万安后，见“流民比人众，关吏校官尊”，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即锐意兴革。首先，他改革衙门办事制度，差役办差，一律由官给盘川，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接着，他行文取缔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其三，他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初期呈词及百纸，三、四期仅四、五十纸，匝月后，二、三十纸而已。”《丰顺县志》载：“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靡不亲自稽核。每阅至百姓枉屈不伸，或受差凌虐，辄欷欷太息，凄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之事，则呼幕僚共赏。”其四，捐俸兴建云兴书院，致力培育当地人才。书院建成后，丁日昌题楹联云：“何尝饱听滩声，帐此别匆匆，笔底波澜谁健起；安得便瞻厦庇，觉余怀耿耿，眼前桃李几成荫。”如此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以苏，读书之风渐长。丁日昌亦由此深受万安民众推重，当其调离万安时，“奉香拥送者亿万人（《万安县志》载）。”
咸丰十一年三月，丁日昌调吉安府邑庐陵，到任不到10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部往吉安而来，兵锋所指，锐不可挡。丁日昌与吉安府知府曾咏弃城而逃。三月十一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占领吉安、庐陵。三月十四日，太平军主力进攻峡江，吉安、庐陵兵力空虚，曾咏、丁日昌纠兵乘虚而入，收回吉安、庐陵。不久，清庭免去丁日昌庐陵县令，削职为民。
丁日昌革职以后，为摆脱生活困境，浪迹九江、上海、扬州，甚至溯运河北上安徽、山东，四处寻找职业，尽皆碰壁，最后决心回汤坑故乡，再过郎中生活。当回程至九江时，见大江南北人才荟萃。原来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招揽各方人才，欲图与太平军抗衡。丁日昌大喜，即寻一旅馆住下，根据自己这几个月流浪生涯中对太平军的考察了解，着意制订了一份进军安庆的方略，然后到总督衙门投呈。时曾国藩正思进取安庆，见丁日昌呈文计划周详，别有见解，不禁心喜，即召丁日昌晋见。丁日昌侃侃而谈，对太平军军力和长江沿线布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曾国藩不禁暗暗点头，想道，此人诸事留心，思维周密，只不知文才如何？便又邀入公馆花园散步。询问惠嘉潮各地风土民情后，两人来到一株灿放的梅花树边。曾国藩指着梅花道：“丁县令能否以此为题，作诗一首？”丁日昌道：“勉力为之桐姨。”略作思考后，落笔写道：“江南一树梅花发，一树梅花发石岩；花发石岩流水响，石岩流水响潺潺。潺潺滴滴云烟起，滴滴云烟起半山；烟起半山春汛到，半山春汛到江南。”曾国藩看后赞道：“诗绝妙，书法亦上佳。”
当日，曾国藩即委丁日昌为九江关卡卡员，并奏请朝庭，于清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开复了丁日昌原来的官职。嗣后不久，丁日昌到广东会办厘务，曾国藩赞为“廉正明干”、“才识闳远”。
同治二年三月，两广总督毛鸿宾委丁日昌为广东大吏，命他到广东高州县督办火器。丁日昌请同乡黄达权翻译《火器略说》和绘制制作图案，在广州市郊燕塘设立制炮局，很快即制出火炮36尊，炮弹2千多发。这些军火运到安徽为淮军使用，帮了淮军将领李鸿章的大忙。
同治三年五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调丁日昌到上海筹办洋务。丁日昌甫到上海，李鸿章即推给他一个烫手的“山芋”，要他遣裁戈登率领的英国“常胜军”。这所谓“常胜军”是满清朝庭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专门向英国聘请而来的，有3千多人，配备洋枪洋炮，原以为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岂知，数次与太平军交手，均被打得落花流水，而后即避战上海，干扰市民，成为清政府的一块心病。
丁日昌接到这一任务后，通过外交途径数次与英国交涉，致使英国同意调戈登回国，并要“常胜军”限期撤回英国。丁日昌拿到裁遣“常胜军”的文件副本后，即约见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巴夏礼，准备与他商议裁遣事宜。不想，巴夏礼道：“本领事尚未收到此类文件，待收到后再说。”过了几天后，丁日昌再次约见巴夏礼，巴夏礼却拒绝见面，要助手对丁日昌说他事忙无暇接见。丁日昌不动声色地说：“请先生转告领事，本人亦公务繁多，以后若有事故发生，概由领事本人负责。”说罢即转身而去。
翌日，丁日昌派清兵封锁了英国领事馆，不准任何人进出，说：“英领事密件失窃，这里实施戒严，禁止通行。”巴夏礼听到禀报大怒，欲出使馆寻找李鸿章，被把守的清兵挡住，道：“奉丁大人令，密件没有找回以前，任何人不准出入。”巴夏礼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
几日后，领事馆存留的一些食物已全部食光。巴夏礼再也支撑不住，走到门口，可怜巴巴地对清兵说：“我已找回裁遣常胜军的文件，请丁大人相见。”守门的清兵说：“文件已是找回，即请领事从事拿出来，我们丁大人就会见你。”巴夏礼拿出文件后，丁日昌来到领事馆，俟巴夏礼在文件正副本上均签了字，才命令清兵撤离。
“常胜军”按期裁遣后，李鸿章大喜，对丁日昌备加赞赏，并上奏朝庭，委丁日昌为苏、淞、太道，并要他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三）
19世纪中叶的上海，楼船亘天，租界林立，商业异常繁荣，环境极为混乱，人称“冒险家的乐园”。丁日昌上任苏淞太道后，决心严惩陆和尚等黑社会为首分子，整治社会秩序。
陆和尚名陆胜祥，原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工头。他组织帮会，结纳党羽，聚集了流氓歹徒几千人，抢劫、勒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地方官屡次搜捕，但他耳目众多，一有风吹草动即藏匿租界，得到洋人庇护，令官府无可奈何。
一天晚上，陆和尚手挽一艳丽女子从天外天夜总会出来，门口花园中闪出几个彪形大汉，陆和尚正打开车门让艳丽女子上车，艳丽女子忽一转身，拉住陆和尚的手狠劲一扭，彪形大汉随即窜上把陆和尚打昏在地。当陆和尚醒过神来，已被押进道台衙门。见一官员端坐公堂之上，两旁排列如狼似虎衙役，不觉两腿一软，跪在地上。只听官员喝道：“查陆犯胜祥，罪不容诛，现验明正身，即刻押出衙门处斩。”
过后不久，丁日昌又擒斩了号称“白王侯”的流氓头子，逮捕了一批数以百计的流氓游勇。一时间，上海滩各类牛鬼蛇神潜踪隐匿，社会混乱局面为之一新。
同治三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丁日昌漫步黄浦江畔。夕阳的余辉照在广阔的江面上，灿烂斑驳，景色瑰丽奇诡。丁日昌不禁心潮起伏我是大导演。想起几年前，自己流落上海街头，欲觅一份职业而不可得，而今却成为掌管上海的道台，慨叹之余，亦觉振奋。想到几日前，自己到税务总司为建立机器制造总局筹款一无所获，愤慨之余，亦觉担子沉重。不觉吟道：“不筹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师夷何日能制服，欲问浦江泪更多！”正自心中踌躇，忽耳畔飘来丝竹之声。抬头一看，一幢花园别墅赫然呈现眼前，不觉心中一动，紧皱着的眉头随之舒展开来。原来，此别墅为海关通事唐国华所有。唐国华是广东香山县人，在海关任职几年，与卡员张灿互相勾结，索贿收贿，敲榨勒索，狠赚了一笔钱。对此，丁日昌早有所闻。
次日，丁日昌带着僚属来到海关，叫来唐国华和张灿，要他们交出账本。丁日昌说：“久闻两位老兄敛财有术，本道台现筹建机器制造总局束手无策，请有以教我。”唐张两人吓得浑身战栗，生怕贪赃枉法的行为漏底，忙说：“不敢，不敢，请道台大人看在同乡的份上，松一松手，筹建机器制造总局的款项我们当尽力报效。”随即，唐国华和张灿各报捐银2万两。丁日昌微微一笑，对唐国华说：“老兄能如此做最好，看在同乡的份上，我也不为已甚，但只望以后多加检束，否则，莫怪丁某爱莫能助矣。”言罢，率众离去。
有了四万两白银以后，丁日昌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合并上海、苏州两个制炮局，创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同治六年夏秋之交，江苏境内风雨大作，清水河洪水滔滔滚滚，冲决了堤坝，淹没了大量田庄。时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受江苏巡抚李鸿章委任前往治理。沿途只见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丁日昌心急如焚，行装甫卸即率各级官吏督修堤坝，并亲自担石填堤徐正雨。然而，在湍急的洪流中，投下的石块泥沙多被冲走，收效甚微。丁日昌眉头紧锁，苦苦思索，想到一法，叫人砍来大批青竹，编成一个个肚大口小的箩筐，然后将沙石装入其中，再加投掷。此举果然奏效，不旬日间，堵住了决口。而后，丁日昌督率民役，昼夜奋战，筑起了坚固的堤坝。后来，当地群众称这道堤为“丁公堤”，纪念丁日昌的功绩。
同治六年十二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当时的满清官场，多为贪婪庸碌者充斥，吏治一片黑暗。丁日昌为自勉及训诫各级官吏，作一楹联贴于抚衙朱红大柱上。联云：“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蘖；民要持平，看去使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丁日昌主政江苏2年多时间，励精图治，仅清理积案就达27万多宗。清王朝为之诏示各省，以丁为勤政榜样。
同治九年五月，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教案。《曾国藩全集》载：“先是，天津境内屡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谣，署天津知府张光藻擒获拐匪张栓、郭拐二名严办。旋有民团拿获匪徒武兰珍，供出法国教堂之王三授予迷药。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
事发后，清庭谕示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曾国藩一味委曲求全，而洋人的胃口则越来越大，案件迁延不决。清庭对此极为不满，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帮同办理。
丁日昌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后，通过深入查察，掌握了法国仁慈堂残害儿童的人证物证，随即照会法、英、德、美、意等驻清公使：查法国设津仁慈堂残害中国儿童，罪不容逭；法驻津领事不图悔改，反毙伤民众，致使民情激愤，身被殴毙，实属咎由自取；至于焚毁教堂等建筑及误伤无辜，亦属事出有因，除严办下手之人外，损毁建筑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协商赔款，误伤者后事由大清协助办理。法国公使等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无可奈何。
（四）
天津教案审结后，丁日昌感到，积弱的中国，欲图强盛，必须把造就人才作为第一要务。逗留天津期间，多次邀约曾就读美国耶鲁大学的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向曾国藩进言，鼓动曾国藩联衔上奏朝廷派遣学生公费出国留学，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曾国藩同治十年七月三日《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奏：“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花漾阶梯。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曾国藩的力奏得到了清廷的允准，自同治十年起，先后派遣120人到欧美等国留学。这些人学成返国后，多成社会建设的栋梁或名垂后世的学者，如詹天佑、严复等。
同治九年，丁日昌经深思熟虑后，上《条议海防》奏折，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水师，大力鼓吹洋务，深得清王朝嘉许，所提建议多为采纳实施。
清光绪元年（1875）八月，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在任期间，主持审理了沈纯、文绍荣等贪污军火大案，追回大批赃款，声振朝野。
同年十一月，清庭命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兼福州船政大臣。
光绪二年二月至五月，福建省境内迭遭百年罕见水灾。《万国公报》载：“城厢（福州）内外，四顾茫然，竟成泽国，数百年稀见之灾也。幸近城之民，蒙丁抚军催令阖城文武官员及兵勇胥役，设法救援，雇大小船两百余只，撑住屋顶木颠，援至城楼或各炮台山上者，不下数万人，施以粥饭，以全民命。……”《申报》载：“丁抚军政体违和，不能出署已盈月，一闻警报，力疾而起，登南门城，督视救护灾黎。并分赈各事，兼代筹居之所者，凡四日不回宪署。……”
水灾过后，丁日昌一方面积极向各方筹款募捐赈济灾民，一方面大力发动民夫疏浚江河兴修水利，闽省生机渐复。
光绪二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丁日昌巡察台湾（其时台湾隶属福建，清例闽巡抚夏秋驻福州，冬春巡台湾）。在对台进行全面考察后，对台湾脆弱的海防及腐败的吏治深感焦虑，即大刀阔斧进行兴革。整顿吏治，裁撤陋规，整饬海防，兴办义学，忙得席不暇暖。丁日昌《东巡台湾恒春》诗：“东瀛已是天将尽，况到东瀛最尽头。海水自来还自去，罡风时发时复收。卧薪尝胆知谁共，卸山移石且自谋！饱听怒涛三百里，何人赤手掣蛟龙！”壮怀激烈，气势沉郁，至今读来仍脍炙人口。《清德宗（光绪）实录》载：“丁氏至台后督办之事以购置铁甲舰，训练水雷军，建造新式炮台，训练洋枪洋炮队，开铁路，办电线，置机器，办矿务垦务为最主要。”
清朝时，福建巡抚例摄台湾学政。丁日昌在主持台湾童子试时，发现苗栗县铜锣湾14岁童生丘逢甲交卷最早、文章最好，录取为第一名。当丘逢甲进见时，丁日昌命其作台湾竹枝词百首，日未晚而成，大为惊讶，特颁赠“东宁才子”印（东宁为台湾别称）以为奖励。后丘逢甲于光绪十四年（1888）考取举人，次年考取进士。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丘逢甲洞察日寇侵略台湾企图，投笔从戎，创立义军37营，积极准备抗日保台。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大为震怒，丘逢甲振臂而起，组织全台民众反抗侵略者。丘逢甲被推举为大将军，统率义军在新竹一带抗击沿铁路南侵的日寇，浴血奋战20余昼夜，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光绪三年七月，丁日昌因足疾加剧，上奏清庭乞假回乡疗养，次年四月获准。离开福州时，众多百姓留连不忍分别，高呼：“留中丞，活百姓绝代商骄粤语。”
丁日昌离任归里后，在居住地辟“百兰山馆”，整理藏书和读书著述。
藏书是丁日昌的一生至好。丁日昌在江苏任职期间，正值洪杨战乱后期，江浙不少书籍四处散落。丁日昌节衣缩食，倾囊以求，10余年间，购得书籍10余万卷，且不少为宋、元珍本。后人称丁日昌为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称其书屋为“百宋一廛”。丁日昌将其收藏书籍移置百兰山馆后，编成《持静斋书目》5卷，方便后人浏览。
丁日昌著述不少。现留存于世的有《抚吴公牍》、《百兰山馆政书》、《丁禹生政书》、《丁中丞政书》、《丁中丞信札》等。此外，丁日昌还编辑校订了《百将图传》、《炮火图说》、《地球图说》、《牧令书辑要》、《法人游探记》、《西法兵略七种》、《江苏舆图》、《江苏布政司属府厅州县志图》等。
光绪五年五月十二日和十三日，清庭连下谕旨，命丁日昌加总督衔，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然而，丁日昌此时已疾病交加，再不能出山效力了。
光绪八年（1882）十月初十，丁日昌辞别人世，终年59岁。临终遗折：“方今时局多艰，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隙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自我之属国琉球已矣！而法国占据安南六省，更思图其都会，暹罗、缅甸行将尽属英，俄人添兵东海，是高丽不蹶于倭，必蹶于俄。将来我之属国若竟一无所存，枝叶残则根本何以自主。天下事与其焦头烂额而无数燎原，曷若曲突徙薪而缪未雨。及今而力图实际，尚有可强之时；及今而仍托空言，难有自强之日。”“惟望内外臣工，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事实，勿分畛域，勿惮浮言堕落钱色门。外则睦邻讲信，虚与委蛇；内则竭虑殚精，力图整顿。穷变通久之道，以奠灵长巩固之基，则今日之敌国外患，皆我他日富强兼并之资也！”
附：丁日昌妙考丘逢甲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10月15日，时任福建巡抚兼台湾提督和学政的丁日昌(广东省丰顺县人，1823—1882年)，依照清廷规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闽，便从福州乘船到台湾。
1877年4月，丁日昌在台南府城主持考试。当时，台湾苗栗县铜锣湾有一位14岁少年，名叫丘逢甲，又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吉甫(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1864———1912年)，天资聪颖，敏慧好学，6岁能诗，7岁能文。县大爷推荐他到台南府去考试。丘逢甲的父亲考虑孩子年幼，天气炎热，道路漫长，便背着丘逢甲上路。两天后，丘逢甲与父亲一块到达台南府，丘父为了给儿子壮胆，仍背着逢甲进入考场，守卫考场的衙役不同意他们进去，一位老衙役笑道：“老叔，你恐怕走错门了!”然后指着街前一间杏林医所，意思是小孩生病要到那边找名医，这儿是府上考场重地，闲人免进。丘逢甲的父亲掏出县衙门的推荐信，要求进场。守卫的衙役说什么也不信小孩上府应试，坚决不让进场，双方争吵起来。
主考官丁日昌闻讯后出来，他仔细瞧了瞧丘逢甲，又看了丘父递来的赴考公函。原来台湾传闻的“东宁才子”正在他面前。他沉默了一会，佯装不了解地用含有浓浓客家口音的国语问丘逢甲：“什么，幼童也来应试?真是：甲年逢甲子。”
“丁岁遇丁公。”丘逢甲也操起客家口音宏亮地回答，因为他刚才一见丁日昌，就想起县大爷的嘱咐，来台主考的丁巡抚，系客家的朝命大官，便故意用客家话对答。丁日昌果然批准丘逢甲进入考场。
丁日昌认真审阅每位考生的试卷。考试结果出来，丘逢甲荣获金榜之首。丁日昌又想，苗栗县的才子不知是否死背古文诗词，他决定再考考丘逢甲。于是要求丘逢甲写出一百首《台湾竹枝词》给他审读。第二天清早，丘逢甲即写好《台湾竹枝词》百首。书法遒劲隽永，把台湾的风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丁日昌十分高兴，称赞丘逢甲头脑灵活，颇有文学功底，并当众赠给丘逢甲“东宁才子”印章一枚，聊表惜才、爱才之心。同时，他立即介绍丘逢甲到彰化的名人吴子光那里就读。
后来，丘逢甲不负丁日昌所望，1888年赴福州应试，考上举人。1889年春，丘逢甲赴京会试，考取三甲进士，名列第96名，被清廷钦点为工部虏衡司主事，《台湾通志》编纂。之后，日倭入侵，丘逢甲高举义旗，鏖战台澎，失败后返回广东镇平县(今蕉岭县文福镇)，成为“拒倭守土”的一名爱国志士、爱国诗人，梅州历史八贤之一。
区别丁日昌、丁汝昌、邓世昌
邓世昌是跟船一起去撞日本吉野号最后失败沉没的丁汝昌是邓世昌上司，中日海战失败他服鸦片自尽丁日昌也是清朝官员，但是他死的时候邓世昌和丁汝昌还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他的知名度没有前面2个大，只是个清朝中后期的官员而已。